SRI: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的投资让世界更美好

想通过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森林吗？向心怀生态健康意识的木材公司投资吧。想要一家公司退出基因工程改造的生意吗？那就购买它的股票，然后抛出股东决议，要求公司停止其现行做法。

这些念头可不是异想天开。实际上，社会责任投资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SRI)在西方已成气候，并开始进入中国。就如其名称所指，SRI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实现，其基本原则非常简单——如果金钱是让世界运转的动力，那么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的投资就有机会让这个世界运转得更美好。

现在SRI是金融服务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分支。从1984年第一次调查的400亿美金起，以社会道德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在2002年底已高升至2.1万亿——这是一个超过5000%的升幅，大约是加拿大、墨西哥和意大利的2000年GDP总和。这也说明，在专用于投资的每9美元中，就有1美元是投资在“别有用心”的社会事业上。

不过，由于SRI是一个混合体——它既是资本投资的出口，又必须在金融市场内运用，这样就注定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经常要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作出决断，有时这些决断还相当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社会责任的投资者们已经在SRI上不断努力，而且他们的力量正在增强，并且对西方商业与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带有道德筛选意味的投资可追溯至17世纪的贵格会（Quakers，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从事一定的商业活动，其教徒以拒绝参加战争而闻名），当时的贵格会拒绝对武器买卖进行投资。而现代的SRI运动始于1971年的柏斯全球基金（Pax World Fund）。该基金由抗议越战的牧师发起，Pax的投资者认为拥有一些公司的股票——例如制造凝固汽油的陶氏化学公司的股票——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创造了一个共同基金，把他们认为不合道德的公司一一剔除出他们拥有的所有股票组合之外（当时基金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筛选股票的工具），这些公司包括烟草、酒精、赌博和军火企业。如今西方对企业责任的定义愈发广泛，还包括妇女和同性恋权利，种族平等和动物试验，等等。

社会责任投资可以形容为一个“三腿凳”——它由股票筛选、股东行动主义和社区投资三部分构成。首先是股票筛选(Social Screening)，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把你最主要的资产投向你的原则所在。看上去这是投资者对一个公共上市企业表达不满的最好途径。例如，如果你不满意宝洁进行动物试验，你可以选择不买它的股票；或者，如果你已经拥有这些股票，你可以把它们放掉。如果你希望汽车能终有一日通过燃料电池起动，你可以考虑采取正面筛选，把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巴勒德电力系统公司加入你的投资组合。

实际上，股票筛选是至今SRI中最受欢迎的形式——大多数SRI共同基金都采用负面筛选（剔除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当然也有少数基金进行正面筛选——寻找“好人公司”进行投资。例如，美国俄勒冈州的21世纪投资组合（Portfolio 21）专门从事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并投资支持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企业，其目标是“找出那些能够看到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公司，并据此重新定位自己，从新的商业模式中获利。”

股票筛选是最能直接畅快表达投资者立场的SRI方式。把投资组合和价值观连在一起对上市股票进行筛选，这本身就是对投资者个人信念的认同和增强。很多投资者认为他们可以直接用钱投票——通过购买有机农产品，或把衣服带去环保干洗店，或购买一辆天然气或电气混合的汽车，就可以支持可持续发展行业；而他们抵制某些银行，直至其不再为破坏环境的建筑项目做承销商，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抗议方法。

不过仅仅是杯葛这些银行的股票、甚至是卖掉其股票，再加上投资电气混合汽车业，可能还不能达到投资预期的效果。股票买卖本身就不是实实在在的投资，它更是一种投机。一方面，股票筛选真的可以对这些公司造成任何的影响吗？基本上不可能。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东因为公司推出基因改造产品，继而勃然大怒，抛售其股票，公司股价当然会下跌，但关键的是股票只会暂时下跌，一旦其它投资者发现公司财政状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之时，他们就会购入这家公司的股票，把股价重新推上去。另一方面，当你购买某公司的股票时，其实并不代表它得到了你的钱，并把钱用于运营，因为一个公司真正获得你的资金的时候其实只有一次，这就是他们发行新股的时候，之后投资者未必能保证他的钱能用到“好人事业”上。

事实上，有些投资者正是因为不理会社会压力而获利。终归股市是由金融资本关注并推动的，如果一个社会问题无法在财政金融上影响股价，那么股价就不会受到明显影响。1998年，社会投资论坛(SIF)就南非的放弃投资现象（Divestment）的研究表明，当美国16个大型的养老基金在1986年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宣布放弃对南非公司的投资时，事件对这些公司股价带来的负面冲击并不剧烈，如果筛选股票的目标是为了损害股价，该研究认为“放弃投资并不是最好的工具”。

不过，对于那些公共上市企业来说，股票筛选带来的影响比起股价损失其实更难以准确估计，因为股票筛选的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对企业对社会和环境信息的需求，只要有投资者不断对企业的社会活动发问，他们的行动就会对企业行为带来冲击，这种宏观层面的影响已经把社会和环境问题带入了CEO们的商业决策中，成为企业任务的一部分。对于“好人投资者”们来说，通过“看门狗”式的监管企业行为，股票筛选有助于营造一个更文明的商业气候。

如果股票筛选对改变企业行为作出宏观上的贡献，那么股东行动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则为SRI对个别公司在微观上的关注提供机会。在这个层面，因为企业会从“内部”被进攻，投资者可以把他们的努力成果看得一清二楚，更有效、更实际。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拥有某企业超过2000美元的股票，在遵循正确的协议之下，他就可以提出一个没有约束力的企业决议，一个股东对政策改变的公决。或者，作为一个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他的基金也可以为他做这件事情。例如，最近，卡尔弗集团（Calvert），一个严格遵守环保指标的基金群，与其它基金联手对惠普提出了一个股东决议，要求公司就一个全面回收产品政策的可能性作出报告。

目前最有效的股东行动主义个案是雨林行动网络（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该组织让美国家得宝（Home Depot）允诺逐步消除对老龄木材的销售。另一些积极分子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他们让通用电气支付1.5亿到2.5亿美元，用于清洗位于美国东北部因受多氯联苯而污染的城市；他们还说服了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和德士古石油退出阻碍消减全球变暖工作的全球气候联盟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财富500强公司的CEO们所受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但从内部受到“进攻”更让他们焦虑，由于所有的股东都是公司的拥有者，并且对企业政策拥有有限的评论权，所以即使一个美国人只拥有一份微软的股票（价值大约相当于拥有比尔·盖茨家里橱柜的门把），他仍可以参加微软的年度股东会议，在会议上提出问题，并在面向股东的任何问题上投一票。

现在很多内部进攻行动已经相当有组织。在像卡尔弗集团这样经营着10亿或者更多资产、有能力聘请专职员工的大基金以外，小型的SRI投资管理公司在选择股东行动的时候，也可以把资源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行动的协调人员；企业股东们或者可以把这些活动外包给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让其代劳。作为外部的代理，这些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与其它草根式的、采取非金融手段的非营利组织协调活动。

SRI的第三个支柱是社区投资。相对于针对大公司的股票筛选和股东行动，社区投资是资助有价值的项目，以及支持个人：在某个意义上，社区投资是SRI中最让环保人士、社会责任活动家们振奋的行为，因为它直接提供了各种行动的支持。

25年以来，众多微型借贷机构在世界各地不断增加，在美国就有十多家。例如，对以生态为重的投资者，美国北卡州的自助借贷（Self-Help Credit）向经营绿色业务的少数族群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创业的机会。大多数的社区投资通过银行和信用社达成，一些投资也可以借助基金和信托的途径进行。由于利率通常由借贷方选择，利率可能会比市场水平要低。因为风险相对集中，这类型投资通常比较安全，就好比购买一个存款证明。更令社会投资者舒心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投资被用到了改善世界的种种途径上。

社区投资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个人只需要一个银行账户把他的资金投入值得投入的人和事业中。但是，尽管路径方便，社区投资的最大问题在于参与的投资者为数不多。据SIF2003年的调查，在社会投资者所投入资金中，只有0.6%-0.7%以社区投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在2.1万亿美元中，只有140亿美元用于社区投资。

以上就是SRI的三根支柱。有评论认为，SRI就像一张“三脚凳”，尽管SRI活动家和行动者们的目标一致，他们有时甚至同时奋进在三条战线上，但在SRI的具体战术中，三条战线的分立不无矛盾。例如，股票审查要求投资者不去购买或者抛售他们不认同的公司，而股东行动主义却要求对投资者力图改变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也许调整SRI概念的最好出发点就是重新考虑SRI的“三条腿”比喻。凳子比喻表示每一条腿都具有相等的力量，并且协调地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一些腿比起其它“发育”得更好，每一条腿运作的战略也相对独立，所以它们更合适的比喻是“三叉戟”——因为每个叉并不都是尺寸一致或同样强度的，例如，股东主义可以变得更强大、更锋利。另外，三叉戟的形象可以提醒我们，经济的方方面面就好比一个未被驯服的野兽，必需被引导至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经济发展中人道的方面，这个叉子又可以用来抚养滋润它们。

现在，在全球商业世界，作为一种理念，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进入企业管理者的思考领域，或起码是企业的公关辞令。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在营造企业的对外形象上，地位不亚于企业盈利和股价报告的发表。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也在商学院应运而生。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个职业。甚至那些大型审计公司和咨询公司在努力建立自身企业公民形象的同时，也向其客户提供如何打造企业公民形象的建议。

在这个趋势中，企业不能那么为所欲为了，更多问题和思考会产生。企业自主权的界限在哪里？企业的决策权应该在谁手里？商业道德到底应该关注什么？当商业利益与更广泛的社会福利相冲突的时候，如何看待利润为先的行动与道德口号的分裂？商业道德对企业管理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进一步说，对于不同的商业环境，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道德口号的实现总是需要体制环境的支持。私有企业制度需要法律和其它提供运营许可性的基础制度设施。在私有企业运作的环境中，企业需要获得“选民们”的同意以追求其商业目标，但是同意的得来是有条件的。另外，公众与社会对商业的干预，也不是只表现在对企业责任的要求上；在对企业的约束之外，公共政策，如税收、公共开支、行业管制甚至慈善事业，又能如何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