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逼”出来还是“教”出来

胡星斗：社会问题学家
杨  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姜万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李  兴：本报记者

“企业公民”的社会角色缺失
　　记者：去年以来，从吉林石化双苯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到广东北江韶关段水污染，再到中石油重庆市开县天然气渗漏事故，这一系列让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故，让人们不得不重提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此同时，慈善榜上，多数企业的表现总是差强人意，您如何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
　　胡星斗：中国的企业过去不太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把自己定位于纯粹的“经济人”，只顾企业挣钱，不顾社会利益，结果酿成了严重的事故，造成了水体污染、环境破坏、群众受害、职工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等等情况。企业的形象给败坏了，企业、老板与社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局面，见利忘义的垄断的国企、不讲道德的私企老板为人们所痛恨。所以，我们该反省企业的行为了，企业应当从纯粹的“经济人”角色转变为“经济人＋社会人”的角色，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杨斌：作为一个危机高风险行业，石化行业本身就易出现这些事故，这一点在管理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安全生产问题，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相比，处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意识相差较远，还处在认知学习的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模式还未做到。这些年随着媒体宣传尺度的放宽，网络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使一些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事件被大量曝光，而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这些报道可能会令人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到失望，公众对中国企业家还远未达到满意的程度，但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在退步而是在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与百姓、媒体的期望值还有差距。
　　姜万军：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的确还很淡薄。正是由于意识淡薄，才问题不断。所以在主流媒体上，经常看到“重大矿难”、“饮用水污染”、 “假冒伪劣”、“毒奶粉”、 “苏丹红”、 “工资拖欠”等等触目惊心的字眼。从社会经济大背景看，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因为，这一阶段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人们追求利益的愿望也被激发出来。因而，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出现，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端，诸如“权钱交易”、“见利忘义”、“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贫富悬殊”等社会失范开始显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把构建和谐社会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倡导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平衡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有专家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主要社会责任是把生产、经营和服务搞好，只要让企业能正常守法运营就已经尽到了主要的社会责任，而捐赠之类的外溢性社会责任主要是企业家的责任，您如何看这种区分企业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观点？
　　胡星斗：在传统的社会，政府是全能的大政府，几乎包下了全部的社会责任；在现代社会，政府应当成为小政府、有限政府，这样公民社会才能成长，于是公民、企业、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都要承担一份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保障职工的权益，二是对外保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是每个企业都必须做到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企业搞好了生产，缴了税，就履行了他的社会责任，他还必须没有使用童工、虐待职工等行为。当然，捐赠一类的社会责任是非强制性的，有条件的企业应当履行，没有条件的可以放缓。

社会责任能“教”出来吗？
　　记者：在多数企业面临社会责任“考验”的大背景下，有人提出培养企业家的商学院尤其是EMBA中心应该承担起部分培养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您认为社会责任能通过学院教育培养吗？为什么？
　　胡星斗：大学应当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编入教材、教案，EMBA也应当承担起培养企业社会责任的任务，但企业的社会责任当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法律制度“逼”出来的、社会环境“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保障职工权益，不保护生态环境，政府会处罚你，消费者会淘汰你，这样，企业越来越感到自身形象的重要性，贪婪的逐利欲望逐渐会被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怀意识所取代。
　　杨斌：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对商学院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要让学生明白企业目的的复杂性和社会看法的重要性。要让学员们明白，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慈善捐款、职工就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比这来得丰富、深刻得多。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企业应该承认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过去那种商业与伦理无关的观念已经从主流社会中隐退了。我认为，对于商学院来说，与其说“教”企业社会责任，不如说“唤醒”。责任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有时沉睡了。商学院就是要唤醒他，要让他们觉察到社会责任感。现代社会由于分工起来越细，一个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难与最终的消费者相见。比如，巴西的咖啡种植者与中国的咖啡饮用者之间。这种隔离让很多人忘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目的就是唤醒。如清华EMBA到农村去与农民的交流就有益于这种唤醒。成人的道德是不能被灌输的，只能来激发他们心中被隐藏的部分。
　　姜万军：既然提倡企业社会责任，是教育和改造企业家或经营者的过程，显然商学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国外越来越多的主流商学院已经开始在核心课程中纳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培养未来商业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正在筹划开设相关课程。
　　记者：您认为商学院该从哪些方面培养企业社会责任？
　　杨斌：我认为，唤醒的方法是通过深度潜水，用身临其境的方法。如让企业家与最终用户、员工、环境代言人、供货商交流。坐在办公室中是最有可能作茧自缚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让商学院的教师对企业的目的有更丰富、复杂的认识。让我们的商学院教师不仅看到财务、营销、战略，不只教学生划算与否、经济与否，更要教他们在决策时有一个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维度。这个维度的好坏，最后可能决定企业的根本。我们不是惟道德论者，但是要想实现企业的持续盈利，社会责任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到甘肃农村考察，这就是一种“See－Feel－Change”的培养过程。对于MBA的社会责任教育，我们更强调企业实践，要学生了解全球化经济下诚信、责任对未来的影响。我们开设一门商业伦理的课程，同时有一个讲座叫《战略性企业社会负责》。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教育对于商学院来说是一种平衡，是对商战谋略教育的伦理平衡。

“逼”出来还是“教”出来好？
　　记者：社会责任是由法律规范出来，还是由商学院培养出来更有效？
　　胡星斗：如果只是商学院“教”，不具备相应的社会环境，那么社会责任都是空谈。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得到执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才能落到实处。
　　杨斌：只谈法不讲教化，有时人就不会幸福，心灵是苍白的。法可以触及社会的一些方面，但是永远不能取代道德和社会规范。比如企业文化，就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做，但其意义确被大家认可。现在有两种误解，一种认为自由经济最好，另一种就是法能代表一切。我认为，精神的力量可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姜万军：通过政府的法律规范和商学院培养都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法律规范主要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约束力”，商学院教育则是通过教育和改造现有和未来的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意识和经营理念，从他们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方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两者是相互配合和补充的。
　　记者：前两年曾被媒体热炒过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跨国企业的一个“市场阴谋”，如今您如何看关于社会责任的一些认证？它是否和商学院的培养是两条路？
　　姜万军：如同政府的法律规范一样，诸如SA8000这类的认证制度（目前国外这类的机构和标准很多），也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的“外在约束力”之一。目前的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若干不同的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胡星斗：SA8000不能被看成是阴谋，而是我们企业内在的需要。靠损害职工的权益和破坏环境来获得短暂的经济增长是靠不住的。现在国内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就是由于过去我们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国际上，我们靠“剥夺”职工和环境而形成的低价销售的状况也是不可持续的了。所以，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了，要从惟GDP转向社会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