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暗访迪斯尼代工厂 员工接触化学品长绿斑

2009年底，一群中国大学生向名满全球的“迪斯尼帝国”发起了挑战。

　　这是一个由6人组成、名为“迪斯尼监察小组”的大学生组织。2009年7月，他们利用假期来到位于珠三角地区的5家迪斯尼代工厂，以打工为名进行暗访，并于年底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中称，这些代工厂存在安全生产、卫生环境、劳资薪酬等多方面问题。

　　调查报告迅速引起了社会关注。2009年12月28日，迪斯尼方面回复本报记者称，已对所涉及工厂进行调查和整改，某些问题已得到解决。同时，迪斯尼方面表示，将和学生组织保持合作，继续监察。

启动暗访
　　“迪斯尼监察小组”有6名成员，其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87年，最小的生于1990年。他们分别来自3所高校。王海、周丽来自南昌大学；李月来自济南大学；李闻、吴涛、董静则是江西农业大学的学生，都来自江西农村，同为学校“三农学社”成员。此前，他们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

　　“以前我们的调查活动是下乡，但很多农村已经没有农民了，大多出去打工，我们开始关注那些在异乡挣扎的打工仔。”李闻说。

　　去年4月，李闻收到一封兄弟社团转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提到了一个在迪斯尼代工厂打工时意外死亡的男孩刘攀。迪斯尼的童话印象和刘攀死亡的残酷事实，对李闻等人形成强烈冲击，他们决定利用暑假，对迪斯尼在华代工厂展开调查。很快，王海、周丽等人加入了这个暗访团队。

　　出发前，李闻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劳动法》等相关条例，但实际认真学习的人并不多。“说实话并没有认真读，我觉得实际的观察，比这些枯燥的条例更鲜活。”李月说。

　　小组成员的举动事先并未告知学校，甚至也隐瞒了家人。“和家里就说假期打工去了，他们也没多问。”吴涛说，事实上，暗访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多，“很多安全问题都没有考虑，也没明确要调查什么问题，都是抱着先去看一看的想法”。

　　就这样，这份带有年轻人的冲动与莽撞的暗访计划匆匆启动。2009年7月中旬，大学生调查迪斯尼小组的成员，陆续赶到深圳，试图揭开米老鼠的“本来面目”。

走进代工厂
　　出发前，大三学生吴涛搜集了一份迪斯尼在华代工厂的名单，名单上共有10家工厂，主要生产文具和玩具。

　　来到深圳后，小组成员开始陆续应聘。他们曾计划一男一女结伴进厂，以保证安全。但这个愿望很快落空，在珠三角地区，女工远比男工抢手。

　　最终，李闻、李月、周丽分别在深圳的3家工厂上班。而吴涛、王海以及董静则搭乘面包车辗转到了东莞等地。

　　董静很快也有了工作，她顺利成为东莞耀华文具纸品厂的一名女工。而两名男生吴涛和王海在数次碰壁后，一同加入了惠州市的凯隆工艺饰品厂。

　　面试前的忐忑很快被惊讶替代。几乎每一名大学生的入厂程序都出奇的顺利，甚至有些随意。仅需填写表格，提交身份证和照片，而无需任何考试和上岗培训，这些大学生便成为操作机床或接触化学品的工人。

　　应聘时，吴涛出示了高中毕业证，而王海并没有准备，无奈之下，他填写了小学学历。学历的不同，让两人分属不同车间。王海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觉得我是小学文化，就分配我干重活。”

　　王海所谓的重活，是在车间内搬运大量铜版，并将铜版依次在不同化学溶液中浸泡。他初到之际，经常纠正工友们读错别字的问题，这似乎并不符合他小学文化的身份，幸好工友们并没有注意。

　　同样的不适应，来自小组的每个成员。有一天晚上，董静睡前洗澡之际，从简陋的浴室中冲出一只肥大的老鼠，引起排队女工的一阵骚动。

　　而在深圳的福永正润厂，李月每天临睡前都颇为忐忑。她担心的是，女工宿舍楼没有门卫，同厂的男工可以随意进出。

　　在接下来的日子，6名大学生开始融入角色。他们向老工人了解工厂详情，并用手机拍照录音，收集工厂所存在的问题。

接触迪斯尼
　　随着工厂生活的开始，迪斯尼的世界，在这些农村大学生面前拉开帷幕。在此之前，迪斯尼其实距离这些农村孩子很远。

　　李月和董静直到初中英语课上才模糊知道有一个叫迪斯尼的超级乐园。王海是从黑白电视上看过动画片《狮子王》。迪斯尼监察小组成员大多是上大学后才见识过迪斯尼服饰。李月生日时曾收到过一双高档板鞋。她仅知很贵，但不清楚牌子。直到暗访结束，才知道那个英文标识代表迪斯尼。而李闻在大一时曾跟风买了一块仿冒米老鼠的手表。一年后表就停了，沦为枕边的装饰品。

　　“大城市里有很多米奇专卖店，但那些玩偶和衣服很贵，根本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李闻说。

　　然而在工厂，那些昂贵的迪斯尼商品开始露出原貌。迪斯尼的梦幻，与小组成员眼中“工伤频发、简陋混乱”的工厂环境形成巨大反差。他们在近1个月的暗访过程中，一共目击了5次工伤。一次，李月对面机床的女工，操作机器时，被缝衣针粗细的钢针穿通食指。车间组长将受伤女工带到一旁，抹了些红药水算作治疗，“休了一天，她就又来上班了”。

　　老工人告诉李月，钢针扎手时有发生，之前曾有女工反复被扎，不堪忍受后辞职。在他们看来，与工伤对应的是缺失的岗前培训和混乱的社保制度。“有的厂完全没社保，有的厂胡乱扣几元钱说是医保，但员工们从没拿到医保卡。”吴涛说。

　　他们认为，工厂的环境也布满隐患。董静所在的玩具厂，机床下裸露的电线密布如蜘蛛网，老式插座时常爆出电火花。一次上班，她所在的机床突然腾起青烟，彻底罢工。而工友们则习以为常。

　　在凯隆工艺饰品厂，每日下班之后，同宿舍的男工便向吴涛展示身上红绿相间的斑点，“他们说就是长期接触化学品弄的”。

　　吴涛还听说，他所在车间的组长，因为长期接触化学品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这让他有些恐慌。仅在凯隆工作3天后，他便选择了逃离，换了另外一家迪斯尼代工厂。

　　同在凯隆的王海选择了坚守。他每日要把上百块铜版，依次放入6个装满化学溶液的桶中。除了戴手套外，他并无任何防护措施。刚入厂时，他一度极不适应刺鼻的气味，经常借口上厕所，跑到外面大口喘气。

　　王海说，车间墙上挂着防毒面具，但听说只有上面派人查厂时才会启用。他一度怀疑那些造型夸张的面具，根本就是玩具。

融入打工族
　　工作之外，大学生们开始体验打工者的底层生活。

　　“他们像机器一样麻木地活着，没有娱乐，吃得很差。”董静说。

　　每天清晨，董静随女工们一起涌向工厂门外，从路边摊上买份米粉，蹲在马路边吃。汽车扬起的灰尘很大，时常眯了双眼。夜晚睡前的聊天，是唯一的消遣。偶尔会有女工放肆地讲些荤段子，笑声中，董静尴尬地沉默。大多数时候，她会很自然地加入聊天，并很快和女工们成为朋友。

　　这些朴实的农村孩子，迅速融入打工者群体中。“他们年龄和我们相近，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比如都喜欢QQ聊天，没电脑就用手机挂着QQ聊。”吴涛说。

　　吴涛也早已和工友混成了“兄弟”，只是工友要求借手机玩玩时，他总是婉拒，“里面有很多偷拍的工厂照片和视频，不能被发现”。

　　虽然已融入打工者群体，但这些大学生们仍对工人的一些举动无法理解，“他们太麻木了，习惯逆来顺受，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李月所在的工厂有一条规定，申请离职者，如要求迅速办理手续，就拿不到当月工资。在她看来，这条规定不合常理且违规。她劝告工友抗议，但反过来被工友教育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在离厂前夕，几乎每一名大学生都遭遇了克扣工资问题。和那些在节前为工资发愁的工人一样，讨薪成了头等大事。

　　董静在嘉辉玩具厂工作12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按照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折算，她应有800元左右工资。然而车间负责人告诉她，“你才工作多少天，扣去伙食和住宿，你应该倒贴钱”。为此，她向工厂所在镇上的劳动服务站求助。往返跑了3次后，几经协商，最后从厂里拿到200元工资。

　　拿到钱时，这个90后女孩，想起了她长年在广东打工的父母，突然有些心酸。2009年8月初，6名大学生先后结束了对6家工厂的“暗访”，并在深圳集结。打工的工资最后汇总，报销了每人的往返路费后平分。

　　年轻的他们很快忘记了讨薪的艰难。李月决定在深圳逛一天街，作为对工厂压抑生活的补偿，“回到济南的时候，基本上没剩钱”。

发布调查报告
　　回到学校后，小组成员们开始完成最后的调查报告。李闻等人所学专业是农学，此前打交道最多的是果树和庄稼；周丽等人学的是历史，对社会调查一样陌生。

　　去年9月，报告初稿完成，但李闻并不满意。“很多问题不够详细，缺乏严谨的数字，经常出现‘很严重’、‘很恶劣’等笼统词汇。”她希望组员能举出更多详细的事例，并配上手机偷拍的照片。

　　去年11月，几经修改的调查报告出炉。这份报告名为《不再可爱的米老鼠》，其中明确提出5家迪斯尼代工厂存在严重问题，并向迪斯尼提出包括“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为工伤工人提供合法的治疗和赔偿”等6点要求。

　　报告中写道：“迪斯尼2009年仅第四季度就有19亿美元的利润！这是它代工厂一名月薪1300元工人相同时期工资的332万倍！……这些工人却要忍受克扣工资、工伤事故频发等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待遇……梦幻王国迪斯尼对于他们可能更像‘葬梦工厂’。”

　　事实上，这份出自大学生的报告也有不严谨之处，文中大量数据的来源未经仔细考证。在初稿中，曾写有“关于迪斯尼的基本情况和分析主要来源于网络和书刊”。成稿后，这句话被删除。

　　随后，李闻找到全国数百家新闻媒体的联络方式，逐一发送电子邮件，并于11月底在南昌召开报告发布会。她说：“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上海建设迪斯尼乐园的事情炒得很热，我们也想借这个事引起更多关注。”

　　然而，发布会当天，没有一家新闻媒体到来。这让李闻多少有些落寞。他们很快调整策略，在网络上开设关于“迪斯尼监察小组”的博客，并发送大量电子邮件，邮件上附有调查报告全文。“像发小广告一样，四处转发。”

　　夹杂在上海迪斯尼乐园的关注洪流中，这份指责迪斯尼在华代工厂的别样声音，开始越传越远。

迪斯尼的回应
　　“迪斯尼监察小组”一共调查了6家工厂，除李闻所在的工厂“问题不大”之外，其他5家工厂均被报告点名。报告中称，这5家工厂分别存在克扣工资、工伤频繁、违规使用化学品等多方面问题。

　　去年12月24日，德林国际福永正润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报告中所称的情况基本属实。他说，事发后曾有迪斯尼人员前来调查，并拿着大学生的报告逐条询问情况。

　　耀华文具纸品厂和嘉辉玩具厂均否认存在问题，但不愿详细回应。

　　宏波运动品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游女士称，迪斯尼方面已经派人到工厂检查，工厂因此才知有大学生暗访一事。她说，迪斯尼调查人员了解情况后，已写报告至美国，等待美国方面处理，目前工厂尚未得到回复。

　　游女士还表示，其工厂经常接受社会团体的检查，并不存在问题，“这些大学生举动有正面意义，但毕竟他们未经专业培训，缺乏专业调查视角，看问题不够客观”。

　　“调查不客观”的评价，同样来自凯隆工艺饰品厂。厂长陶先进称，该厂2年前便已不是迪斯尼的代工厂，报告中称工厂违规使用剧毒化学品也不符合事实。电镀行业不可避免要使用化学品。但该厂的化学品均已在当地的政府部门备案，有完善的保管使用制度。他说，工厂将逐步改善工艺，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陶先进是江西人，是来厂暗访的吴涛和王海的同乡。这位上世纪90年代便在珠三角闯荡的江西人，佩服同乡的勇气。他说：“年轻人一腔热血，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的举动也会推动社会更关注农民工问题，但因缺乏常识和社会经验，调查本身不够深入客观。”

　　去年12月28日，华特迪斯尼上海有限公司回复本报，称已对报告中提及的工厂进行调查，所要求的整改已经开始实施。回复中并未提及具体发现哪些问题，而是称“某些问题已得到解决”。同时，迪斯尼方面表示：“将继续监察并与学生团体保持合作。”

　　对于迪斯尼的回复，李闻等人表示接受，但他们称工厂的回复有推卸责任之嫌，“我们还掌握着逃避检查、欺骗验厂成员等证据，将陆续写报告公开”。

　　吴涛坦言，调查报告中确有部分内容缺乏证据，“毕竟我们经验少，很多地方没有采证，在下次的调查中将改进”。

　　小组成员中，李闻等3人就读大四，面临就业。但她表示，大学生监察迪斯尼小组将坚持运作下去。后续将通过开设校园展览、发布报告的方式，让大家关注农民工问题。

李闻希望，这场匆匆开始的调查，不要匆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