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验厂有如此多的标准（随笔）

以下是录自一份真实的工厂内部存档的验厂总结报告： “7月11日，XXX验厂，问题点：…急救药箱应放在安全的地方，如车间办公室内。…” “7月14日，XXX验厂，问题点：…急救药箱应放置在员工易于取用的车间现场，要求移出办公室。…” “7月25日，XXX验证，问题点：…车间药箱内药品清单同客户提供的清单不一致，要求跟单改善。…” “7月27日，XXX验厂，问题点：…工厂急救药箱内放置了口服药，要求撤除，以免员工误服。…” 仅仅是一个急救药箱，我们就看到如此五花八门的规定。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从事多品牌的制造厂，对这样的情况一定不会陌生，甚至更加头疼。本来今天A公司过来，明天B公司驾到就已经是烦人至极的事情了。而面对的各式各样的项规范和标准，作为下家的制造厂更加是无所适从了。 究竟为什么验厂有如此多的标准呢？我们先来看看标准是怎么形成的。 仅从标准本身的角度来说，如何确定标准是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在混沌初开的时代，根本没有一个社会责任的明确衡量标准，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了。就标准的确立而言，任何标准都应该具有前瞻性、具体、可衡量、可操作、现实性和时效可控性。社会责任评审一路走来，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没有社会责任概念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和能够衡量出来的无非也就是那三大件：硬件---员工的工作环境；软件---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员工访问---其他方方面面的满意度。所幸，行业在多年的发展中早已经形成了业界的标准。然而，这样的标准存在着参次的情况，应时应地应情况而变。这样的标准在指导方面的意义上的确极具作用。在无差别的标准化层面，我们看到了ISO，OSHAS的借鉴作用，在规范性方面，此类国际化的标准提供了最完美的蓝本，填补了标准的波动性缺陷。在前瞻性的方面，标准的建立也并不寂寞，法律法规就是最规范的标准条文，于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了主要的评审依据。正如FAA会员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所谓“投资者不可违反投资地当地的法规”本身就是推行社会责任在实际操作和政治层面上最好的切入点。 在各方面的融合下，当标准基本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客户自己对标准的认知问题：发展到今天，接触过验证，验厂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其实各个品牌之间就是个“殊途同归”的问题 --- 事实上，大家都同意，虽然有五花八门的名堂，各种验厂标准还是万变不离其中。当然，在标准里面，甚至于法律法规里面都不会把一切的一切设想好，细致到每分每毫。这样一来，就出现我们所说的‘灰色区域’了。对‘灰色区域’主动权的把握其实正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商务管理控制方面最应该出面的领域。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大俱乐部部以后，国人知道“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可是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应运而生的高等教育热门学科出现了“法律经济”一说。当我们的同胞一窝风去冲击MBA的时候，人家在大谈判桌上的一轮‘反倾销’WTO国际法规手段就可以轻易将我们众多优秀MBA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一举抹平。解释标准成为了“尚方宝剑”。 关于“伪释法”的现象和危害，我们将会有专门的文章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很明显地，这里牵涉着太过多的政治因素，每个品牌或者说利益集团在平衡其社会责任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的作出调整和妥协。标准于是乎也随之左右飘摇。 那么有没有或者是否可能形成统一的验厂标准呢？ 从社会成本的角度上来看，多标准的评审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品牌公司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统一标准的确立。例如我们看到的SA8000，FLA3.0（目前最新版本），WRAP等等，也尝试过坐下来开研讨会，设立专题项目开发统一标准的评审平台。然而这么多年的努力下，进展甚微，A公司认为他对标准的制订有权威，B公司则称其对标准的解释最能反映问题，旷日持久的争执中没有一个定论，因此受到冲击的仍然是可怜的下游制造商们。面对五花八门而且走马灯似的标准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下游制造商商对标准的不支持也是标准无法推广应用的一大原因。曾经有个工厂的老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过了WRAP的认证，可是没多久某个已经参加了WRAP的品牌公司坚持要自己的评审小组到实地重新做一次审核，另一个参加FLA的品牌客户则声称他们的报告仅供参考，他们仍然要求工厂投入金钱和时间来实施评审及改善计划。于是，此老板得出结论：标准是骗人的，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得不到回报。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标准无法为人们（从上到下各个层面）所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目前市场上唯一比较成功的也就是玩具协会的ICTI标准了。且不讨论其标准本身的深度和广度控制，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其成功受到多数参与者认同的主要原因，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运作情况吧。ICTI比较出众的在于他的委员会制度，这项制度的彻底实施使各相关矛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与支持。统一一个行业的标准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ICTI标准关注了社会责任走过的历史，使其成为一种多方沟通的渠道，保证了标准的透明、具体，明确了目标的达成效果，也严格了评审人员的资质审核，避免了品牌或者评审公证行单一方面的武断评判。这在目前的评审标准来说是先走了一步，并让人易于接受的。 由于“苏丹红”事件，我们有幸接触了NFPA （美国国家食品安全协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感觉很是开了眼界。同样面对纷繁多样的产品、工艺、过程和方法，NFPA对评审的控制完全不同。他们的标准就是集大成！根本不需要去讨论对或者错等问题，只要有品牌曾经提出过相关的要求，就囊括到标准审核的范畴里面来。也就是所谓的“只看充分性，不看必要性”。然后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评审，评审结果交给厂方。客户询问起来，这份报告就是最充分的依据。由于各个客户有其自身的侧重点，A客户的问题B客户可能根本不当一回事。A客户满足周工作72小时就可以通过，而B客户一定要求周工时不超60。面对一份巨细无遗的报告，客户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进一步合作，或者对某些条件再沟通，或者直接掉头走人。如此一来，各方均得到想要的东西并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否则，跟随多标准而花在所谓验厂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恐怕会要消耗掉管理资源的25%，也会让方方面面走火入魔。 上述的评审方法和标准是很有类比性也很值得借鉴的。面对现实中标准的不确定，与其抱怨、抵制、批评，还不如切切实实的行动起来。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标准最后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因为愿景必将一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先行动起来呢？坐等标准统一和完善后才实施受损的是所有人。与其纠缠标准的系统管理不如跳出来问问标准依据的本源是什么，作为标准制订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要的是一个讲社会责任的社会，目的和效果如此的清晰，我们又何苦去纠缠“药箱放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