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SR动力源状况调查

让每个步骤都有责任感一位山西老板，开着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焦化厂，没有环保设施，被中央电视台曝光。老板对着摄像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不环保，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在他身后，村子裹在烟里什么也看不清。空气里都是焦油的臭味，致癌物超标至少9倍。这是《新闻调查》主持人柴静的所见所闻，她说：只谈扶贫济困，不谈怎么给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力，不谈监督强者的权力……就象往一只空杯子里倒水。如果这个杯子没有底，要倒多少水进去？我们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见100位企业家连续十年每年捐出10万支持阿拉善治沙；看见李嘉诚楼、邵逸夫楼、XX楼在全国各大城市拔地而起；看见著名大学里的冠名奖/助学金越来越多；另一只眼睛看到的，却是成片的原始森林被毁坏、大量的废水污水将江河湖海变成了黑色和红色、十几岁的孩子连续加班十几个小时哈欠连连手臂被卷入齿轮……两千多年前，儒家亚圣孟轲就倡导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的企业家虽非文人，但是基本都被儒家文化精髓所浸染，因而成功了都不忘回馈社会树立一个乐善好施的儒商形象。然而，如马克思所说：“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资本的天性是冒险逐利，对企业来说，“达不离道”易，“穷不失义”难。毋庸置疑，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工商企业、民间团体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问题。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是以某些偶然事件为国人所知晓，继而争论，再而追捧。许多人觉得企业社会责任是新概念，其实不尽然。它既有传统伦理和印记，也有现代公司管理制度的特点，是新旧结合的产物。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迁促使企业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并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一种非常原始、非常朴素的价值观。要说它有什么新颖之处，那只能是紧扣时代特征、融入了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由于时代发展的差异，环境污染、性别歧视、商业贿赂等问题在历史上并不突出，因此这些内容未被纳入传统商业伦理范畴。然而，近几十年来，诸如环境污染保护、性别平等、反商业贿赂等要求作为公司经营的行为准则，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实际上，“企业”和“公民”都是外来词。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里，具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才称为“公民”，奴隶和异邦人都被这个概念排除在外。资产阶级革命后，公民成为一种普遍权利和义务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一群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按照一定的契约规则建立起私人部门，包括公司、企业、个体户、行会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络等等。发展到今天，人们不仅希望企业赚取利润、解决就业、缴纳税收，还希望企业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在这种期望中，“企业公民”应运而生，企业跟人一样，都是社会的公民，应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企业公民”虽然有其内在的驱动力，但是体现其内涵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却是由消费者、劳工组织、环保组织、媒体等外界力量推动的。2006年6月15日，一则以“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为标题的报道了揭露了台资工厂富士康深圳基地工人超时加班和工场环境恶劣的现象。富士康公司因此起诉该篇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侵害名誉权和商业信誉，并索赔3000万元，随后又戏剧性地撤销诉讼。这一事件已经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史上的经典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实际上，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并非纯粹的黑心老板，他个人生活朴素、乐善好施，曾向深圳和自己的山西老家捐赠数亿。但是，这一切作为根本不能平息民愤，富士康的数年努力经营的“企业公民”形象因为劳工事件而斯文扫地。“不能拿捐钱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拜金的思维方式有可能给邪恶者以可乘之机。”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似乎不屑口口声声言必“企业公民”。他对媒体和研究者直言：“不要把企业社会责任过多地拔高，这容易让责任感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把自己看成国家大系统的一部分，改变自己的行为，使每个客户直接享受到我的服务，使每个员工都有责任感，使每个步骤都有责任感，我认为这就是社会责任感。”企业篇：对任何一家期待壮大的商业机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负担，更是一笔大有潜力的未来财富。企业：责任与财富相连王传山没有料到，即将到手的1000万元贷款竟然因为“污染”两个字而泡汤了。今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将一份写有30家环境违法企业的名单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按照三个部门共同拟定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全国的金融机构将不得对这批污染企业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王传山的安徽运漕酒厂也在“黑名单”之列。原因是“未经环评审批；擅自于2004年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直排外环境。”环保总局的“黑名单”很快对银行起了作用。本来，王传山计划利用安徽省含山县的中小企业贷款“银企对接”办法为酒厂扩建申请1000万元贷款，但银行在上报时发现酒厂上了“黑名单”，于是迅速叫停了这笔贷款。安徽运漕酒厂不是受损失的惟一企业。11月16日，国家环保总局一位负责人透露，绿色信贷推行4个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黑名单”而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这也是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利用赤道原则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实施经济惩罚。赤道原则是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它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3年6月，赤道原则正式实施，到现在为止，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40多家金融企业接受了这一准则。今年7月30日，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根据“赤道原则”的主要精神提出了“绿色信贷”新政策，其要点是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至此，那个名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国际浪潮，已经完全“侵入”中国，像安徽运漕酒厂这样的内陆中小企业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威力。“贸易壁垒”的正面意义不少中国企业和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始于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简称SA8000)。尽管质疑声不断，SA8000还是在中国风行一时。江苏南通开发区帝人有限公司是一家日资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发达国家。2005年6月17日，该公司成为江苏省第一家通过SA8000的企业。帝人公司发展部部长王旭翔介绍，帝人申请认证SA8000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欧美发达国家对出口商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关注商品价格，还关心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环保、生产商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第二，SA8000标准将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具体量化标准。我们认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下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帝人公司应该主动顺应这一潮流，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实现长远、持续的发展。”“现在，我们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与外商合作十分愉快，有道德责任感的企业形象树立了。”王旭翔说，“最重要的是，工人得到了实惠，工作效率大大提高。”SA8000最终没能在中国推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的调查显示，到今年7月为止，通过SA8000标准审核的中国企业只有1000多家，不到总数的万分之一。但是我们应该感谢SA8000，因为它揭开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序幕，很多行业协会和大型公司起而效仿，开始制定本土化的责任标准。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160余家优秀纺织服装企业、全国和地方协会组织作为首批成员，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共同推动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2006年3月28日，首批10家纺织服装企业和1个产业集群特色镇率先启动CSC9000T试点工作。2007年4月，红豆集团成为第一家通过CSC9000T的企业。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社会责任守则已经超过400种。“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标准能够完全适应中国。”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陈英说。陈英的主要工作，就是“游说”中国企业加入“全球契约”组织。“全球契约”组织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0年7月倡议建立的，号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并且每年发布一次企业社会责任类报告。目前已经有100个国际组织以及10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这项计划。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始向中国企业介绍全球契约。到2007年7月，中国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在这几年中，陈英推动并见证了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快速发展。行业巨头：从“报告”做起1996年，英国著名的护肤品公司BodyShop公布世界上第一本经过外部审计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此为标志，社会责任正式成为大企业的必要工作。毕马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主席George Molenkamp指出，他们过去一年中在全球选取了3600多家企业作为CSR调查对象，结果98%的企业对此做出了反应。更令人惊讶的是，全球250强的企业大部分已经在近两年迅速建立起CSR报告制度。“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被放在了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同等重要的位置。”George断言：“不久，社会责任报告会与企业的财务报表并驾齐驱。”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翟齐介绍，2002年到2005年，全球发布财务报告比例提高到12%，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从150家到750家。在中国，社会责任报告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1999年，在华跨国石油公司壳牌发布了第一份企业社会报告。以后五六年里，中国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但到了2005年，当国家电网发布国企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后，发布责任报告的企业忽然多了起来，从2005年7家发展到2006年18家。截止到2007年7月18日，这个数字增长到27家，其中国企18家，民营企业占1家，外企占8家。在最初几年中，发布报告的企业中，能源、物流、汽车、化工等行业占多数。但是2006年以来，像金融、信息通讯这样并没有直接造成很大环境压力的行业，也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仅仅是赶时髦吗？“三年前，我去伦敦、纽约拜访我们的国际投资者。伦敦一家叫可持续发展的基金问我，你们有没有可持续发展报告？后来不断有投资者向我们索要类似的资料。”中石化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黄文生认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需求，是促使中石化发布报告的主要原因。“在企业发布报告的驱动力中，一种是来自当前的驱动力，还有一种是未来的驱动力。”商道纵横公司总经理郭沛源博士分析，影响当前驱动力的最重要两点：一是提升企业的形象，二是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这里的政府政策支持是指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他们将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响应国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号召的手段。”来自资本市场的驱动力也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根据郭沛源的研究，一些国际投资基金专门购买有CSR概念的股票。“从这个角度来说，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会给公司带来溢价。”同时，郭还跟踪了国内十几个产生污染的上市公司，发现它们的股价有因为污染而下滑的趋势。毕马威在全球市场的观察也发现，在全球资本市场里，60%的专业人士管理了3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人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往往会考虑社会、环境和道德等多重因素。另一个针对全球投资经理的调查显示，在欧洲，40%的投资经理预期，未来三到五年之内，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表现，将和那些财务指标同样重要。但是，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企业不愿直接指出存在的问题或缺点。郭沛源说：“如果企业不提出遇到了什么困难，利益相关方无从获知企业是否可以在未来三五年之内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很多企业也承认自己发布的责任报告需要完善，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中石油集团在做中石油的社会责任报告时都参考了GRI、GC技术指标，但是制定者发现，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外延不能反映中石油的国企特征。“中石油的利益相关者要比海外同行们复杂得多。比如，它依然为一些已经划归地方的三产提供支持，遍布全国的‘石油路、石油桥’更是数不清。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中石油在西部地区还有6个定点扶贫地区。这些责任，在国际标准中根本理不清楚，人家会认为你的企业治理有问题。”今年7月18日，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论坛”上，中石油集团企业传媒设计部主编李文感叹：“如果有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被国际接受的标准就好了。” “责任”后面的商机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文献曾经做过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交易。2006年10月，在“促进中国立法与欧盟立法一致委员会”的赞助下，刘文献等一行30多位中国企业家前往欧洲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拜访了很多政府组织、工厂、工会、NGO、投资者，“几乎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都见到了。”在米兰，意大利纺织工业工会主席保罗·杰尼亚对刘文献说，“你们是几十年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却不和我们谈订单的企业代表团。”然而，了解了大杨创世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后，保罗·杰尼亚主动表示要帮助刘文献把意大利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引入中国。就这样，“原本不谈订单的考察”最后得到了实质性的成果。“我们从调查中发现，70%的公司表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道德原因。”毕马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主席George Molenkamp说，“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如果你相信CSR并为此付出，你可以从这里获得经济利益。” 中远集团就从其中尝到了甜头。2006年年底，中远集团第一个在中国发布经过可靠性审核的企业责任报告。不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信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邀请他到联合国峰会上做演讲，介绍中远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有关经验。2007年6月5日，第二届联合国峰会在日内瓦开幕。魏家福做完演讲后，潘基文亲自从他手里接过中远集团的CSR报告，并写上其中文签名。6月底，中远回归A股，冻结申购资金1.6万亿元人民币，刷新A股历史纪录。“从动机来看，我们只求利人，不再求利。但是从结果来看，却是财源滚滚，这是博弈论中的最高策略，其中蕴含看似矛盾的不二法则。”马欣迎认为，中远集团这种远离公众市场的企业能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其后品牌的传播密不可分。实践证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从CSR中获益。世界工业电源第一大供应商——台达电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郑崇华说，不久前台达研发了太阳能转换器，他们拿这个向日本厂商推销的时候，日本人说：“你们的产品不错，但是我们要自己做，不买你的东西。”但是当台达的样品出来后，客户发现转换率高达97%之多，马上改变了态度，第一个与台达签了订单。“目前有很多工厂在环保方面不合格，被要求改正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啊，要改这个，又要花钱。其实，在这个新的年代，有些节能环保的想法本身就是商品。你主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商机，可以赚钱。”郑崇华说，“不要以为环保是多花你的钱，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聪明一点的话，这就是你赚钱的机会。”另一个典型是荷兰的飞利浦公司。1990年代，飞利浦就提出，每个产品组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加环保节能，比如其节能照明产品能够节省40%的电能，部分产品甚至能节省80%的电费。近年，该公司产品受到市场的追捧，有一款节能照明产品的销售额从2004年的1.25亿欧元已经增长到2006年的4亿欧元，整个飞利浦的节能产品销售额2006年超过40亿欧元。中小企业，责任觉醒7月底，环保总局的“黑名单”公布下来的时候，安徽运漕酒厂的员工和住在酒厂附近的居民都有些意外。他们认为，这家酒厂被选中，是因为它规模小，而且工厂老板跟地方官员的关系不过硬。王传山是江苏人，裁缝出身，肯奋斗，也有经营头脑。2000年，他在安徽巢湖成立了大山工贸公司，代理宁夏红、太阳啤酒、泸州老窖等酒类业务。2003年，他听说含城县运酒有限公司改制，要对外进行拍卖，便以630多万元买下了该公司，成立了安徽运漕酒厂，现在注册资金3000万元。王传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典型的第一代创业者。他雄心勃勃，计划以运漕酒厂为企业发展的龙头和核心，到2010年，建成22条灌装生产线，年产原酒2万吨，在含城建立营销中心和物流中心，在全国成立5大营销事业部，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税收3000万元，使企业进入安徽省前十位，成为皖江地区白酒酿造生产龙头企业。为了实现计划，王传山三次到四川，重金聘请了三名国家级白酒品尝员、高级酿酒师。2004年，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但是，卖酒与酿酒完全是两回事。雄心勃勃扩张酒业帝国的时候，运漕酒厂的管理者都忽略了一个一直被人们忽略的问题：环评审批和污水处理设施。“没有人告诉我们还得为污染控制问题担心。”酒厂副经理胡恩来表示，“而且，我们的厂子很小，跟附近的某些大厂相比，我们排放的废水相当少。”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喊冤，附近的巢湖已与江苏的太湖、云南的滇池并列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三大湖泊，这是不争的事实。巢湖每年夏季出现蓝藻，目前，仍有多家企业在排放大量氮、磷污染物，加大了蓝藻继续大规模爆发的风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今年1-4月对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V类。专家说，Ⅴ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Ⅴ类水更是丧失基本生态功能。王传山是想做大事业的人。这几年，他一直在有意识地从各方面塑造自己的企业家形象。2006年元月，酒厂举办了一场以“企业扎根家乡、倾情回报社会”为主题的爱心助学暨《千手观音》大型公益文艺晚会。晚会上，酒厂宣布出资4万多元支持全县140名穷困学生完成学业。当地媒体报道，这是安徽省含城县企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捐资助学活动。随后，县委副书记施宗方代表县委、县政府当着1200多名观众向王传山颁发了“爱心助学、真诚奉献”的牌匾。然而，参与慈善公益并不能替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内容。按照上面的文件，酒厂被责令停产整治，补办环评手续，追缴排污费。绿色信贷受挫后，王传山认识到了环境责任的现实意义。“黑名单”公布后，酒厂留了10个人修缮酒厂的排污管和水处理车间，其他70位工人“待业”在家。8月底，整改情况通过了安徽省环保专项行动小组的预验收。王传山决定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认真补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课。但是，他从哪儿着手呢？目前，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似乎只与那些有财力的大型公司有关。“这个问题很重要。”陈英介绍，美国BSR在深圳做了一个尝试，开发了一套培养中小企业的教材。中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在浙江开展了一些工作，希望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推广到很多私营中小企业中去。陈英特别推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1＋3”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模式是：由一个CBCSD会员公司，带动其供应链的三家商业伙伴组成一支团队，并以最佳范例、专业知识以及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带动合作伙伴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三个受益的公司再以此模式带动各自供应链上的另外三家商业伙伴开展“1+3”项目。“这种滚雪球形式让我们以比较好的理念来影响别人，来说服别人，每个企业对社会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这比自己仅仅做好要大得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会长蒋惟明说。企业家视野中的社会责任1.超过95%的企业经营者认同社会责任感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今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95.8%的被调查者对“优秀企业家一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示认同。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同企业的根本责任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促进国家的发展”，所占比重分别为87.4%和78.4%。赞同企业的根本责任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的比重相对较低，为67.9%。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高度认同企业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公益四个方面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其中，对经济责任认同度最高，其他依次为伦理责任、法律责任、公益责任；对股东、员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高于对客户、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不少企业经营者在认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比较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调查显示，69.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不同意的占28.8%。被调查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污染环境和不讲诚信是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最突出的表现。2.90%以上的企业参加过社会捐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了解了企业过去一年在社会捐赠方面的支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90%)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捐赠。22.5%的企业过去一年中的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67.5%少于10万元，仅有10%没有捐赠。不同类型和经营状况的企业在社会捐赠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一年中，有60.7%的大型企业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上市公司为50.5%，国有企业为27.9%，民营企业为19.9%，盈利企业为26.4%，成熟阶段的企业为26.3%，成长阶段的企业为24.4%。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的社会捐赠明显高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在过去一年中，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的企业中，1978年以前成立的企业占27.2%，1979～1992年间成立的企业占29.1%，1993～2001年间成立的企业占21.1%，2002～2006年间成立的企业占14%。民间组织篇：民间组织：CSR运动第三推动力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促进社会责任建设。非政府组织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个杠杆和平衡器。无论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国内的经验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缘起、发展，都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这股“第三方”力量。11月16日，在距离第三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仅仅只有一周的时间，刘京带领其属下为大会的顺利召开，紧张地忙碌着。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主要发起人；同时，也是国内最早致力于“企业公民”理念推广和普及的先行者。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是企业公民委员会一年一度的盛事，旨在向全社会公开表扬优秀企业公民，推进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自2005年11月16日，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召开以来，该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今年是第三届。回想企业公民委员会成立之初，及该委员会在推动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刘京感触颇深。“企业公民委员会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目前国内惟一一家致力于‘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普及和实施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刘京表示，该委员会由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及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联合组成，一如既往地坚持宣传、推广现代企业公民理念，培育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塑造中国当代企业的良好形象，在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搭建一个融合通道和互惠平台，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神圣的社会使命。四年前，企业公民委员会毅然肩负“使命”；四年后，肩负“使命”继续稳步前行。四年前的“奢侈品”企业公民委员会注册成立于2003年10月。早在2003年6月2日，当企业公民这个概念从国外刚刚传入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合作伙伴——《公益时报》曾专门开辟了多达4个版的中国最早的《企业公民专刊》。14天后，福特中国发布了国内由企业界整理的第一本企业公民报告书。2个月后，《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上海召开了国内第一次关于企业公民的研讨会，并专门做了一期特别报道，就叫《企业公民元年》。 “当时，我们感觉到，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还真是奢侈品。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国内企业，连‘企业公民’这个词都还没有听过，又何谈从现代公民的层面，来尽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觉得仅仅靠媒体的超前倡导和个别跨国公司的‘引进’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来致力于在中国发动一场企业公民运动，推动理念的普及。”谈起当年的往事，刘京脸上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于是，在2003年10月，企业公民委员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成立。“当时我真的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和舍我其谁的气概。”刘京说。然而，“奢侈品”终究是属于一少部分人所有。为了让众多企业认识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公民”大众化，2004年5月和2005年4月，企业公民委员会联手《公益时报》先后推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试图通过有形的榜样来推广企业公民这个概念。一场由慈善家排行榜引发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蔓延、展开。据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关于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研讨会、论坛，就达二三十次之多。借“表彰大会”助推 企业公民运动“随后，我们又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让人们理解企业公民的现状？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公民的水平，企业公民与社会捐赠是什么样的关系……”刘京回忆说。在当时的背景下，企业公民委员会开始策划、论证、筹备中国企业公民论坛和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让企业家们相互沟通，深入交流，自己来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释和回答问题。 2005年11月16日，企业公民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届“最佳企业公民评选表彰活动”和“企业公民论坛”。同时，企业公民委员会正式隆重亮相中国。这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担任名誉会长。 据了解，企业公民委员会首批成员共有190多个企业单位，其中不仅有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知名企业在华分支机构，如IBM、摩托罗拉、宝洁公司等，也包括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具有先进理念的大企业，如万科企业、中国 移动等，甚至还包括一些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私营企业，如今典房产等。这些企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热心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企业公民运动。 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发展，这190多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企业公民宣言》。宣言认为，“企业不仅是企业，而且是一个放大的人，是集群化的公民”，“企业不仅是企业的，更是社会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更是构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基础的企业公民。企业不仅要对今天负责，也要对明天负责。”千里挑一表彰大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06年9月29日，第二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暨“财富新观念高峰论坛”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继续弘扬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健康的财富新观念。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顾问杜晖贤先生专门发来贺信，对企业公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权威性，与企业公民委员会严格遵守评选机制分不开。据了解，第三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暨“中国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家”调查活动自今年6月1日发出通知以来，通过推荐、自荐等方式，共征集到1000多份企业调查资料。“在初步筛选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的资料与实际不符；凡是此类情形，我们一律刷下去。”此次调查活动的负责人之一、企业公民委员会副总干事缪瑞兰向本报记者介绍，经过初步筛选，最后只剩下106份有效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再按照《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标准》，最后选出入围企业60家。为了增加调查评选的客观、公正、公开和公平性，10月15日，企业公民委员会与腾讯网和中国企业公民网，联合展开“第三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入围企业网上投票”活动。时间自2007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从60家入围企业中产生出30名“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其中，网上投票结果在最终评选中占据30%的权重。缪瑞兰说，在网上公示期间，调查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投票量达到1300多万次。就在网上投票期间，企业公民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开始走访入围企业，对入围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考查，包括调查内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同时，还具体到与企业员工生活密切相关的车间、食堂、厕所等地点细查。首创第三方机制经过四年的发展和沉淀，不仅仅是借助“表彰大会”的形式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公民运动，还积极探索相关机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在企业公民委员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企业公民”理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被动接受，向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转变。2006年，国内社会责任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从外在表现来看，主要是体现在愈来愈多的企业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公民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国内已有超50家企业发布报告，披露其向社会各界及其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行为和表现。企业公民委员会会员单位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作出表率。如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发布国内房地产首份企业公民报告；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布国内建筑业第一份报告，引领行业责任潮流等。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公民委员会会员单位纷纷采取第三方发布《企业公民报告》模式。目前，这一为企业公民委员会首创的“第三方发布报告”模式正逐步成为国际潮流和惯例。“只有第三方发布，才能让人感觉到公正性。”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杨益华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公正，这样才能树立威信，此前他们也曾想过独立发布，但最终放弃。“由于第三方的独立性，这些评估报告在国外的权威性是很大的。”企业公民委员会总干事刘卫华向本报记者说，人们所熟悉的ISO9000等标准都是由第三方制定的，最后被政府接纳为公共标准。事实上，在2004年，企业公民委员会专门委托清华大学成立“企业公民课题组”，结合国际国内的相关资料和标准，制定出符合国情的第一部《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标准》，之后，企业公民委员会依据我国首部《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标准》制定了《中国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翻开《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标准》，可以清晰地看到评价一个企业的企业公民建设主要包括对所有者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公益慈善的责任、对知识产权的责任、发布《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情况等九个方面。从2004年开始，跨国企业开始争相推出“企业公民责任报告”，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类似于协会等，正试图制定一些通用的、公益性的标准，但并未在国内得到非常有效的认可。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说，“我们过去主要是政府来表彰一些先进企业和个人，现在是市场经济，在这个条件下，协会、媒体等机构的表彰应该更具公信力。”刘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权威第三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模式创新，企业公民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走到了前面，今后将会继续加快“顾问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团”的工作节奏，加强发布报告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广泛性，对企业公民运动发挥示范作用。解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幕后“推手”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吸引人们的眼球。有一次，一个印第安酋长被带去参观纽约的道路和各种景观。他看到了宏伟的大教堂，看到了摩天大楼，看到了喧嚣的大厦，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市中心，也看到了飞跨两岸的布鲁克林大桥。“什么是让你感觉最惊讶的事物？”几位绅士这样热心地问道。这个被称为“野蛮人”的印第安酋长动了动他身上的红毯子，慢慢地以五个字作出回答：“小孩在干活。”故事到了这里，或许，你会认为，这位印第安酋长的回答与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则不然，他的回答深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劳工状况。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缘起这个故事来源于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期一名“黑幕揭发者”的文章，当时在美国泛滥着的血汗工厂所带来的恶劣的生产环境，以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刺激着一大批有良心的中产阶级人士：律师、教授、新闻记者、中小企业家等等，认为物质发展不能以大众的牺牲为代价。为了消除这种状况，进步运动使出了三板斧：推动劳工联盟，在州级和联邦级政府层次上寻求劳动立法，建立相应的公民组织。在“劳工联盟”、“相应的公民组织”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所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影响下，二次大战后，美国大工业内部和美国公民社会中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血汗工厂现象了。 在西方社会，“劳工联盟”、“相应的公民组织”即是独立于政府、商业组织之外，存在于社会上的第三部门，也称非政府组织。此类组织在政府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社会服务，缓解社会压力和矛盾；同时，还可以代表弱势群体和公众利益，影响政府和商业组织。在当时的美国，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保护劳工权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正发动著名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当时，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便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等各国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世界许多知名品牌公司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国际社会责任组织、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及地毯标志基金会等组织。在全球推广“生产守则”之后，更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其中，加速推进社会责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2000年7月，联合国正式推出《联合国全球契约》，涉及人权、劳工标准原则和环境原则等九大原则，要求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国内再度“复制”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国内设立分公司及代工厂，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因此开始进入中国，但仅仅局限于与国际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当时，在国内出口加工企业集中的南方，相继发生数起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恶性事件，被国际社会所关注。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事故后，海外的劳工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络会”，以促进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同时，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企业，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2004年，在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进入国内，尽管在当时对国内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客观上来讲，却推动了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尔后，国内许多非政府组织加入其中，致力于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改变矛盾日益激发的劳工状况。这些组织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社会责任机构之分，比如前者有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等；后者有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随着“重大矿难”、“毒奶粉”、“苏丹红”、“迪士尼在华代工厂违法用工”、“SK-Ⅱ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社会公众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上述国内非政府组织联合国际组织，以开展各种研讨会或者论坛的形式，以推动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向前迈步。有如中国企业联合会与挪威工商联合会在京举办“WTO与中国企业”圆桌会议，向国内企业介绍和推广“公司社会责任”运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举办“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推出国内首个行业社会责任标准CSC9000T等。中国生产力学会生产力布局与地区经济发展专业委员会也是国内较早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该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庠栋向本报记者介绍，在2003年，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尚属于一个敏感话题。大家一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外组织对中国进行贸易壁垒、经济封锁的一种手段和一个借口。“通过接触发现，国内企业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总是采取消极的、回避的态度，获取利益却忽视了社会责任。”他说，为了推动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5建设和谐社会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如期举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积极反响。自2005年后，每年在不同的城市召开一次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议，2006年是在深圳举办，2007的会议正在筹备中。此外，委员会还与美国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GBC)合作，就企业如何预防艾滋病这方面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并在今年4月，得到来华访问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首肯。双刃剑还是平衡器？无论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国内的经验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缘起、发展，都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这股“第三方”力量。“非政府组织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个杠杆和平衡器。”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项目官员郭占锋以此，形象地比喻了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也不能盲目夸大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推进的积极作用。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认为，部分海外非政府组织利用企业社会责任干预企业运营，这些组织的意愿往往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不了解企业，不了解市场的要求，其干预的结果又常是事与愿违，这种负面情况在国外屡见不鲜。在国内，非政府组织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发展并不成熟，怎样发挥“杠杆和平衡器的作用”？如何与企业合作，杜绝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共同促进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向前发展？这是其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今年7月12日，本报与香港乐施会就此专门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企图从中找到答案。香港乐施会邹崇铭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由于企业公民强调对利益相关者的负责，主要涉及劳动者、消费者及环境等层面，这与非政府组织所关注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公益性的社会目标有着先天的联系，因此，双方达成一种和谐、相对均衡的关系，在平等对待，相互遵守原则的前提之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全球儿童安全网络总监崔民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儿童安全网络，作为是一个以预防儿童意外伤害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从1999起，在中国开展以儿童伤害研究、教育、法规促进等活动，得到了在华跨国公司如美国强生、联邦快递、霍尼韦尔和万豪国际集团等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通过他们的活动来实现社会责任。崔民彦说，非政府组织以其社会责任的使命和对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技术，正好为企业实现其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平台。在合作中，全球儿童安全网络实际上，是提供一个专业的服务，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可以具体实施的项目。当非政府组织将项目的目标实现时，企业的社会责任性，无论是在这过程还是在结果展示中，都可以得以实现和展示，让企业赢得社会责任形象的提升和员工对社会贡献的自豪。“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促进社会责任建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这是该基金会举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初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推广办公室首席研究员、目前国内“商业与人权”课程惟一授课教授梁晓晖向本报记者称，从行业角度来讲，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纺织服装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CSC9000T的推广功不可没。接受并实施了CSC9000T的纺织产业集群及企业，已经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其本身的主动行为，且可以依赖企业内部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他说，非政府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内大有可为，比如大众教育、研究调查和舆论监督，为企业提供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服务。CSR发展深圳样本政府篇：因经济领跑而著称的深圳特区，当企业社会责任之风兴起时，自然成为地方政府中反应最为迅速的地方。CSR发展深圳样本“我们错了，我们的行为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今年8月2日，深圳市三家因违法排污而被吊销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法人代表一脸惭愧地走上了“环保忏悔席”，面对着各大媒体公开地向市民们道歉，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环保法令法规，整改废水废气处理设施，决不再偷排或者直排废气废水。一时间，关于企业“忏悔”的话题曾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讨论。然而，在这场讨论中，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责令违法企业“忏悔”，正是深圳在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举措。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采取了“胡萝卜+大棒”的办法。“胡萝卜”，即动用政府工程、政府采购、政府资助等多种手段，把这些订单落实到遵纪守法的好企业手中。“大棒”是对违反劳动法规的企业，进行罚款和在媒体上公示、公开忏悔等。政府推进企业履责的深圳样本今年5月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发。这份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而深圳的领先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深圳千禧制衣厂长期拖欠克扣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只相当于法定最低标准的10%。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全厂近2000名员工仅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该厂还多次抗拒检查，提供虚假材料，威逼工人说谎。”而这样的工厂，在深圳还有许多。这是2006年，由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和市委政研室牵头，发展改革局、贸工局、法制办、安监局、环保局、质监局、工商局、卫生局、总工会等18个单位参加的课题组的调研发现。也正是这个课题组，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草稿)，最终促使深圳率先建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而深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也表现在劳动关系上。“深圳市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主要集中在生产条件、生产安全、职业中毒、加班、劳动关系紧张、员工基本权益保障六个方面。”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元正说。课题组认为，劳资矛盾已成为深圳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为此，课题组提出政府应拒绝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和服务，拒绝对其给予补贴、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同时在建筑市场等部分领域逐步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进入市场的准入条件。而这些需要制定一个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才能系统的得到执行和贯彻。这个由18个单位参加的课题组，认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认同。“目前，大量企业不履行其基本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引发劳动关系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原因。制定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和检查，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国强说，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此外，跨国公司在深圳对供应商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开始。产品出口欧美的深圳企业几乎都经历过“查厂”，已有部分表现较差的企业因为通不过“查厂”而失去订单，甚至因此而倒闭。2002年，沃尔玛在中国审核了约5000多家企业(其中深圳约1000家)，因达不到劳动法规要求而被拒绝合作的有101家。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更加深刻了深圳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深圳是开放型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全球资本、技术和市场，是深圳发展的战略关键之一。这要求深圳必须顺应世界潮流，遵循国际准则。而当企业社会责任已发展成一种世界潮流成为国际准则之一时，履行社会责任就是深圳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因此，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深圳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充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的必然选择。8大机制促企业履责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上，深圳之所以领先全国，与其城市的自身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深圳比其他城市更早地体会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弊端。深圳较早面临“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引发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引导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任务十分艰巨。正因为如此，早在2003年，深圳就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相关的调研。2005年12月，深圳市召开的市委四届四次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次年，该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就促使《关于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问题》成为深圳市2006年度市委市政府重大调研课题。深圳出台的《意见》将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深圳根据实际情况，将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位在企业对员工、消费者和环境三者的法律责任上，以推进企业履行这三方面的法律责任作为工作重点，而由于员工是企业最直接、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所以促使企业履行对员工的法律责任又是三者的重中之重。《意见》显示，深圳将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有统一“标尺”。深圳将以我国劳动保障、劳动安全卫生、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作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依托和工具。鼓励和推动企业贯彻实施《准则》，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管理体系；鼓励企业实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标准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以推动企业实施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进行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深圳也采取奖惩并提的方法。一方面，设立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奖”，奖励履行社会责任表现优异的企业和企业家，激励和引导企业转变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加大对严重违法企业的监管力度，坚决清除和取缔严重违法的企业，健全行政司法联动机制，依法追究违法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加强执法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的有效实施。 在具体的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上，深圳建立健全8大机制，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建设的机制，转变企业责任观的宣传教育机制；运用法律手段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促使企业完善内部社会责任管理的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评价机制；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包括政府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奖项，制定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等内容；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作用的社会参与机制；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府工作机制。在“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高层研讨会”上，中央相关领导对深圳率新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表示赞同和认可。而对于深圳举措的成绩和效果，人们正拭目以待。链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部分条款(五)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六)制定和完善有关地方法规。(七)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建设。(八)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九)建立奖励激励制度。(十)引导企业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管理机制，发挥主体作用。(十一)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十二)充分发挥大企业的表率和带动作用。(十三)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十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作用。(十五)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十六)加强领导，明确职责。成立深圳市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十七)开展试点工作。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20多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利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履行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广大中国企业的自觉行动。政府参与 让CSR运动真正勃兴继深圳率先建立标准后，今年7月24日，上海浦东新区发布了《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和《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这成为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宣言。浦东新区表示，将主要从7个方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其中，浦东新区将尽快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诚信体系，通过整合劳保、工商、财政等16个部门的征信资源，探索建立各部门联动的联合诚信体系和信息发布平台，形成统一的诚信体系。此外，将强化企业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加大ISO9000系列等非强制性规范的推广力度，倡导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为什么政府要参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向被视为企业的职责，也是众多非政府组织极力呼吁的。但深圳、上海政府的举措，则表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政府行动的力量和意义。企业社会责任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是，企业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和运作的。同时，企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企业不可能自发的承担社会责任，甚至会以损害社会利益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经济目的。据英国一家叫“企业社会责任网络”的咨询公司对2005年“世界财富百强”进行的社会责任评估，仅有2家企业及格。鉴于企业不会自愿去承担消除垄断、消除外部的不经济性以及实现社会目标，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为了规范企业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目的性的要求，介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行为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促使其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具有了合理性。根据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使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国际接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要让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营造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地方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对企业守法行为的情况要充分了解，并做出定期评估。政府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表示，谈到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而且应该是互相配合的，但是角度有所不同。政府提倡社会责任问题，不是说政府就可以干预，超过法律的要求来要求企业那是不合适的。制定相关的法律，也就成为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关键和主要的手段。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今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发言表示，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20多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利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履行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广大中国企业的自觉行动。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公司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职业病防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从各个角度规范企业的发展，而将于2008年1日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被视为一项中国政府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法律。而国家的各部委也从本部门的工作入手，联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例如，商务部主要从贸易环节入手，积极引导更多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曾表示，商务部目前已经在六类资源型产品出口配额招标的时候引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审查程序，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为职工按时足额交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没有达到国家的环保标准，存在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这家企业就不具备投资的资格。商务部把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作为2006年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国资委也把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2006年的五项工作重点之一。同时，一些学者也表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压力大，每年中国新增的劳动力就超过了2000万人，中国地域广阔，城乡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基本的现实。如何结合国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表示：既要坚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取向，又要兼顾国情，稳步推进；政府发挥宏观指导和执法监督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约束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推动中介组织利用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加强行业的自律；妥善处理好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以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款为基础，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作出具体的惩戒规定，同时还要鼓励企业更多地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链接瑞典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做法建立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政府机构和协调机制瑞典政府在外交部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全球责任伙伴计划”办公室，并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协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实施。协调机制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协调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政府政策的一致性。第二个层面是，组织各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保证政府政策和意图的畅达性。第三个层面是，在国际上注重企业在所在国履行社会责任，保持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贯性。制订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计划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增进各方面对国际上主要社会责任文件的理解，特别是对全球契约、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以及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公司行为准则等国际性文件的理解。二是鼓励瑞典企业全方位履行社会责任。尤其在人权、核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并推动与其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强化瑞典企业竞争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进一步确立了瑞典政府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目的，为瑞典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确定了行为准则，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指导政府完善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严格执法监察。同时，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对国有企业提出社会责任方面的规范性要求，通过政策和宣传等对非国有企业加以引导。瑞典的法律要求所有瑞典企业在年终报表中，除了财政数据的呈报以外，还必须呈交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中要包括企业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果。将环保作为评估企业业绩的重要方面，是瑞典政府在引导企业保护环境方面做出的新努力。首先，要求企业增加透明度。国有企业是全社会的财产，将其经营状况如实向全社会公布，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从1999年开始，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像所有上市公司一样编制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2003年，又要求国有企业在年度报告中增加社会责任的内容。其次，要求企业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包括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维护环境的义务，坚持性别平等，坚持种族、宗教、年龄等的多样化，为职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等。再次，政府利用政府信贷等手段鼓励企业遵循社会责任原则，抵制不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例如，瑞典国有企业在国外竞标商业项目时，若发现企业有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政府立即撤回信贷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不择手段追逐利润的行为。媒体公民踏上责任之路媒体篇：“媒体‘守望’的不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守望’那些有可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的现象，可能影响人民利益实现的负面情况，同时协调社会各种机制来解决问题。”媒体公民踏上责任之路最近，北京朝阳区白家庄路甲6号《公益时报》企业社会责任组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一直为12月中旬即将召开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几年前，国内很多媒体都不知道CSR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当时很多媒体都不认识这个概念，更别说去报道、宣传了。”企业公民委员会总干事刘卫华介绍说。而如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几乎渗入到社会每个角落，从各种调查活动一直延续到各种奖项、评比，几乎大大小小的活动都跟企业社会责任挂钩。与几年前相反，各大媒体不仅熟知了这个概念，而且还出现了“热捧”现象。CSR舆论先行者早在2003年6月2日，当企业公民这个概念由跨国公司刚刚传入中国时，《公益时报》就专门开辟了多达4个版的、中国最早的《企业公民专刊》。14天后，福特中国发布了国内由企业界整理的第一本企业公民报告书。两个月后，《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上海召开了国内第一次关于企业公民的研讨会，并专门作了一期特别报道——《企业公民元年》。也从那个时候起，国内的媒体开始注意并且关注到“企业公民”这个舶来品。“当时我们真正地感觉到，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还真是奢侈品。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国内企业，连‘企业公民’这个词都还没有听过。”谈起当年的往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回忆说，“当时更多来自媒体的超前倡导。”2004年5月，《WTO经济导刊》专门开辟了“国际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前沿报告”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撰写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文章。之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研讨会逐渐增多，很多媒体也逐渐接触到“企业社会责任”，并开始陆续报道。一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蔓延、展开。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各地仅关于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研讨会、论坛，就达二三十次之多。同时，随着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各种机构开始组建，如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等，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传播也取得了进步。媒体天生就被赋予了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关于富士康深圳基地工人超时加班和工厂环境恶劣现象的文章后，立刻引发了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极大关注，在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一事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史上的经典案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所说，“媒体‘守望’的不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守望’那些有可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的现象，可能影响人民利益实现的负面情况，同时协调社会各种机制来解决问题。”各大媒体“追捧”CSR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话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称之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而在这一年，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也达到了高潮。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对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批示：“这件事办得好，企业要对社会负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随后，在10月召开的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增强的社会责任”。在这样背景下，媒体作为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一如既往地发扬着“党的喉舌”这一重要传播功能，积极倡导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号召企业在盈利同时回馈社会，为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事件。虽然每年评选的标准都有变化，但从2006年，已经把“责任”这一关键词提到第一位。此后，又联合《环球企业家》杂志等多家媒体发起“200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并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白皮书》和《最缺乏社会责任感十大事件》，出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同年，由《公益时报》发起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是中国第一个公益性、常设性论坛，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全年共分六个系列推进，设置不同议题，以分论坛形式展开，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深具公信力、备受关注的盛事之一。此外，《英才》杂志和《北京青年报》等十家媒体评选“中国管理100人”，社会责任成为第一体系指标。于是，由媒体牵头举办的各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陆续开展。随着越来越多主流媒体对劳工、环境、社会等话题的关注，很多媒体不仅创办了各种论坛，调查活动，而且还开辟了专门版面报道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相关内容。光明日报社设立的光明公益奖项，专门用于表彰跨国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的贡献，鼓励跨国公司融入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努力。中央二套经济频道专门制作了一期针对企业公民的对话栏目，邀请了国内知名权威专家现场进行了讲解，关注该方面领域大大小小的媒体不下数十家。现在，只要在百度中输入“企业社会责任”六个字，搜出来的结果不下数百万条，短短几年，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呈现出了迅猛发展趋势，除了归功于各大企业的自觉行动外，作为站在时代最前沿的哨兵——媒体更是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广度延伸到深度“不是说企业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公益活动就说明履行了社会责任，很多企业都表里不一。”北京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媒体作为监督者，更应该睁大眼睛，让老百姓认清企业的真面目。”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但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虽然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国内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种热潮多少也导致了一些“泡沫”。“虽然很多媒体以前在报道企业社会责任，但对此的理解却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美国公平劳工协会东北亚总经理葛友俐表示，“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过去几年，一提到企业社会责任，很多媒体都把其等同于企业的公益活动，如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后来开始慢慢意识到其内涵，在报道宣传方面，不仅仅限于此，在文章中看到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相关内容。直到现在，谈起企业社会责任时则更多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有业内专家预言，新闻界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度正由广度向深度延伸。翻开报纸不难看到，很多大型媒体在报道该领域事件已经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甚至具体到企业个案，关注的角度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也借鉴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验。要使企业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形成良好的长期收益预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机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强调说，媒体作为第三只眼睛，更是要充分发挥监督和信息传播作用。首次提出媒体公民当企业社会责任在媒体间被炒得耳熟能详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管委会主任杨兴锋提出的“媒体公民”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似乎也预示着传媒业“媒体公民”时代将来临。他认为，媒体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但要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而且更要做一个合格的“媒体公民”，并呼吁所有的媒体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更要履行作为一个特殊企业——媒体的社会责任。据了解，这是国内媒体首次提出“媒体公民”的概念。媒体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作为一个生产新闻、信息和精神产品的企业，除了监督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外，如何践行自身企业社会责任也显得非常重要。“当然，它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比一般的企业更为广泛和特殊，社会和人们对它的要求则更为多元和复杂。”杨兴锋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在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之间，媒体完全可以两者兼顾。这似乎也符合“企业社会责任原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统一的。倘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真的缺失，将不可避免带来整个社会信仰滑坡、观念迷失、伦理堕落——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工具，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与责任。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0/102714347326.shtml